本文来自：a16z Crypto

编译｜Odaily星球日报（@OdailyChina）；译者｜Azuma（@azuma_eth）

加密货币行业是时候摒弃基金会模式了。基金会 —— 这种支持区块链网络发展的非营利组织 —— 曾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巧妙法律途径。但如今，任何发起过网络项目的创始人都会告诉你：“没有什么比这更拖后腿了。”

如今基金会模式所制造的障碍远比其所带来的去中心化便利更多。

随着美国国会提出新的监管框架，加密货币行业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可以抛弃基金会及其带来的阻碍 —— 这是一个以更好的一致性、问责制和规模化为目标进行建设的机会。

在分析基金会的起源和缺陷后，我将探讨加密项目如何放弃基金会结构，转而利用普通开发公司来适应新兴监管框架和方法。我将阐述为什么公司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吸引顶尖人才并响应市场力量，从而成为推动结构一致性、增长和影响力的更优载体。

一个旨在挑战科技巨头、大型银行和政府监管的行业，不能依赖利他主义、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行业规模化靠的是激励机制。如果加密行业要实现其承诺，就必须摆脱那些不再适用的结构拐杖。

基金会：曾经的必要选择

那么，加密货币最初为何会采用基金会模式呢？

在加密行业的早期，许多创始人选择非营利基金会是出于信念，认为这些实体可促进项目的去中心化。基金会本应是网络资源的中立管理者，持有代币并支持生态发展，而不涉及直接商业利益。理论上，基金会有助于实现可信的中立性和长期公共利益。公平地说，并非所有基金会都有问题。例如以太坊基金会就对其支持的网络的增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成员在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极具价值的工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态势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基金会模式偏离了初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基于“开发努力”的去中心化测试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 它鼓励创始人放弃、掩盖或回避对其创建网络的参与；激烈的竞争进一步促使项目将基金会视为去中心化的捷径。在这些条件下，基金会如今往往只是迂回的变通方案：通过将权力和持续开发工作转移给一个“独立”实体，以期规避证券监管。尽管在面对法律压力和监管敌意时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但它也让基金会的缺陷暴露无遗 —— 它们通常缺乏一致的激励机制，结构上无法优化增长，反而巩固了中心化的控制。

随着美国国会提案转向基于“控制权”的成熟框架，基金会的分离和虚构性已不再必要。基于“控制权”的框架鼓励创始人放弃对项目控制，而不必被迫回避或掩盖其对项目的持续建设。与基于“开发努力”的框架相比，它提供了一个更明确（且不易滥用）的去中心化定义作为建设目标。

随着这种压力的解除，行业终于可以摆脱曾经的权宜之计，转向更适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基金会曾经确实有过作用，但它们已不再是未来的最佳工具。

基金会真的能与代币持有者保持利益一致吗？

基金会模式的支持者们认为，基金会能更好地保持与代币持有者的利益一致，因为它们没有股东，可以专注于网络价值的最大化。

然而，这一理论却忽略了基金会的实际运作方式。缺乏盈利动机的基金会，既没有清晰的反馈机制，也缺乏直接问责和市场约束。基金会的资金模式本质上是赞助制 —— 分配代币后兑换成法币，这些资金的支出与成果之间没有明确的挂钩机制。

花别人的钱又无需担责时，很少有人会追求效益最大化。

企业结构天然具备问责机制，公司会受到市场规律约束：它们会为了追求利润而配置资本，财务表现（收入、利润率和投资回报）会客观反映经营成效。当管理层未达明确目标时，股东可以评估绩效并施加压力。

相比之下，基金会通常被设定为可无限期亏损运营且无需承担后果。由于区块链网络具有开放性和无需许可性，且往往缺乏清晰的经济模型，因此几乎无法将基金会的投入与价值捕获挂钩。在这一状况下，加密基金会得以规避需要艰难抉择的市场现实。

让基金会员工与网络的长期成功利益绑定更是难上加难。基金会员工的激励弱于企业员工，他们通常仅获得代币和现金组合报酬（资金来自基金会代币销售），而非企业员工享有的“代币+现金（来自股权融资）+股权”组合。这意味着基金会员工受制于代币价格的剧烈波动，激励周期较短；而企业员工则享有更稳定的长期激励。然而，弥补这一缺陷非常困难 —— 成功的企业会持续成长并为员工创造更多收益，成功的基金会却做不到。这种差异导致利益上的一致性难以维持，可能促使基金会员工寻求外部机会，引发利益冲突的担忧。

基金会的法律与经济桎梏

基金会不仅存在激励扭曲，法律和经济限制也制约着其行动能力。

多数基金会被禁止开发衍生产品或从事商业活动 —— 即便这些行为可显著提升网络价值。例如，即便某个盈利性终端业务能为网络带来大量交易流量并提升代币价值，绝大多数基金会仍被禁止运营此类业务。

基金会面临的经济现实同样会扭曲战略决策。它们需直接承担成本，而收益（如果存在）却会被分散并由整个网络共享。这种扭曲加上市场反馈缺失，导致资源调配效率低下 —— 无论是员工薪酬、长期高风险项目，还是短期形象工程。

这绝非成功之路。成功的网络生态需要开发大量产品和服务（中间件、合规工具、开发者套件等），而受市场规律约束的企业更擅长提供这些。即便以太坊基金会成就斐然，但若没有盈利性机构 ConsenSys 构建的各类产品，以太坊生态真能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吗？

基金会的价值创造空间可能会进一步压缩。拟议的市场结构法案聚焦于代币与中心化组织的经济独立性，要求价值必须源自网络的程序化功能（如 EIP-1559 机制下 ETH 的价值累积）。这意味着企业和基金会都不能通过链下盈利业务支撑代币价值 —— 例如 FTX 曾用交易所利润回购销毁 FTT 来维持币价。这种限制具有合理性，因为中心化控盘机制会引入证券特有的信任依赖（FTX 崩盘导致 FTT 价格暴跌）。但禁止此类机制的同时，也关闭了基于市场的问责途径（通过链下业务创收）。

基金会带来的低效运营

除了法律和经济限制，基金会还造成了严重的运营效率低下。任何与基金会打过交道的创始人都深有体会：为了满足形式化的（往往是作秀性质的）分离要求，不得不拆散高效协作的团队。专注于协议开发的工程师，本需要与业务拓展、市场推广团队保持日常协作 —— 但在基金会架构下，这些职能被人为割裂。

面对这些结构性难题，创业者常常被迫处理一些荒谬的问题，这些问题本不该成为障碍：基金会员工能和公司员工共用 Slack 频道吗？两个组织能共享发展路线图吗？员工能参加同一场团建吗？事实上，这些问题与去中心化毫无关系，却要付出真实代价：人为设置的职能壁垒会拖慢开发进度、阻碍协作，最终损害所有用户的产品体验。

基金会沦为“中心化的守门人”

在许多案例中，加密货币基金会的实际角色已严重偏离初衷。大量基金会不再专注于去中心化开发，反而掌控着越来越大的权力 —— 它们把持国库密钥、关键运营职能和网络升级权限，演变成新的中心化主体。多数情况下，基金会缺乏源自代币持有者的实质问责；即便存在代币持有者治理机制可以更换基金会董事，也不过是复制了企业董事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且追责手段更少。

更糟的是，建立基金会通常需要耗费超过 50 万美元的资金和数月的时间成本，还要雇佣大批律师和会计师。这不仅拖累创新，更将小团队拒之门外。现状已恶化到连熟悉海外基金会架构的律师都难寻觅 —— 许多人早已转行。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更愿意在几十个加密基金会挂名董事并轻松赚取顾问费。

最终，许多项目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治理”模式 —— 代币或许象征着网络的"名义所有权"，但掌舵的始终是基金会及其雇佣的董事。这种架构与新兴的市场结构立法精神相悖，新法规鼓励通过链上可问责机制消除控制权，而非仅仅通过不透明的链下架构分散控制权。对用户而言，彻底消除信任依赖远远好于将控制者隐藏起来。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还将提高现有治理结构的透明度，对项目施加巨大的市场压力，迫使其消除控制，而不是将其控制权交给少数不负责任的人。

更优解：普通企业架构

当创始人不再需要放弃或隐藏对网络的持续贡献，只需确保无人能单独控制网络时，基金会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为更优架构铺平了道路 —— 既能支持长期发展、协调各方激励，又能满足法律要求。

在新监管环境下，普通的开发公司（从构思到实现网络的建造者）才是持续建设和维护网络的更优载体。相比基金会，企业能高效配置资本，通过“代币+股权”组合吸引顶尖人才，并通过市场反馈及时调整策略。企业架构天然追求增长与影响力，无需依赖慈善资金或模糊使命。

当然，对企业激励机制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当开发公司持续存在时，网络价值可能同时流向代币和公司股权，这确实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代币持有者有权担心，开发公司可能设计偏向自身股权的网络升级方案，或者是保留某些特权。

拟议的市场结构立法通过“去中心化与控制权”的法律定义提供了保障，但确保激励一致仍是长期课题，尤其是当项目运营日久、初始代币激励耗尽时。由于企业与代币持有者间缺乏法定义务，关于激励偏差的忧虑将持续存在 —— 法律既未规定企业对代币持有者的信义义务，也未赋予代币持有者强制要求企业持续贡献的权利。

但这些担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这不能成为延续基金会模式的理由。我们也不需要赋予代币股权属性，因为这会模糊代币与证券的监管界限。真正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合约与程序化工具持续校准激励，同时不损害执行效率与影响力。

现有工具的新机遇

加密货币行业虽未普及，但激励协同工具早已存在。这些工具之所以未被广泛采用，唯一原因是 SEC 基于“开发努力”的监管框架会对其施加更严格的审查。

而根据市场结构立法提出的“控制权”框架，以下成熟工具将能充分发挥效力：

公益企业（PBC）架构

开发公司可注册或转型为公益企业 —— 这类企业兼具盈利目标和促进特定公共利益（此处指支持网络发展与健康）的双重使命。PBC 赋予创始人法律意义上的灵活性，使其能优先发展网络，即便可能牺牲股东短期利益。

网络收益共享机制

网络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可通过收益分成建立持续性的激励。例如，采用通胀代币机制的网络，可将部分新增代币分配给开发公司，同时配合基于收益的回购销毁机制来调节总量。设计得当的收益共享方案，能将大部分价值导向代币持有者，同时在企业发展与网络健康间建立持久纽带。

里程碑解锁机制

企业对员工和投资者的代币锁仓（限制二级市场抛售）应当与网络发展关键节点挂钩。这些里程碑包括：网络使用量阈值、重大升级（如 The Merge 等）、去中心化指标（达到特定控制权标准）、生态增长目标等。现行市场结构立法已提出类似机制，要求内部人士（员工/投资者）在网络代币形成独立经济模型前禁止二级市场抛售。此类设计能确保早期贡献者持续建设网络，而非在生态未成熟时套现离场。

合约保障条款

DAO 应当与企业签订协议，防止损害代币持有者利益的行为，包括：竞业禁止条款、保障知识产权开放的许可协议、透明度义务，以及追回未兑现代币或中止付款的权利。

程序化激励体系

当网络参与者（如基于协议开发的客户端运营商、基础设施维护者、流动性提供者等）通过链上分配机制获得贡献奖励时，代币持有者将得到更好保护。这种设计不仅能资助生态贡献，还可防止协议层价值被技术栈其他层级（如客户端层）攫取。程序化激励能强化整个系统的去中心化经济。

综合来看，这些工具比基金会具备更强的灵活性、问责性与持久性，同时确保 DAO 和网络保持真正主权。

实施路径：DUNA 与 BORG 架构

两种新兴方案 —— DUNA 和 BORG —— 为上述方案提供了轻量化实施路径，同时可规避基金会的冗余与不透明：

去中心化非公司制非营利协会（DUNA）

该架构赋予 DAO 法律实体地位，使其能签署合同、持有资产、行使法律权利（原由基金会代劳）。但与基金会不同，DUNA 无需在境外设立总部、组建自由裁量监督委员会或设计复杂税务结构等繁琐操作。

DUNA 创造了一种无需法律层级的法权 —— 纯粹作为 DAO 的中立执行代理。这种极简结构既降低了行政负担和中心化摩擦，又提升了法律清晰度与去中心化程度。此外，DUNA 还能为代币持有者提供有效的有限责任保护，这正成为日益重要的需求。

总体而言，DUNA 为网络激励协同提供了强大机制，使 DAO 能够与开发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并通过代币追回、绩效支付和反剥削行为保护等条款落实这些权利 —— 同时始终确保 DAO 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

控制论组织工具（BORG）

这类自治治理技术可将基金会的“治理便利”功能（资助计划、安全委员会、升级委员会）迁移至链上。通过智能合约规则，这些子结构既能按需设置权限，又内置问责机制。BORG 工具能最小化信任假设、增强责任隔离、优化税务结构。

DUNA 与 BORG 的结合，将权力从基金会等链下非正式主体转移至更可问责的链上系统。这不仅是理念进步 —— 更是监管优势。拟议立法要求“功能性、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必须通过去中心化的规则系统处理，而非不透明的中心化实体。采用 DUNA+BORG 架构的项目，能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满足这些标准。

基金会时代的终结

基金会曾引领加密货币行业度过监管严冬，也促成了惊人的技术突破与前所未有的协作水平。在许多案例中，当其他结构都无能为力时，基金会填补了关键空白。部分基金会可能仍将持续繁荣，但对大多数项目而言，基金会的作用始终有限 —— 只是应对监管敌意的临时方案。

基金会的时代正在终结。

新兴政策、激励机制的演变与行业成熟度，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真正的治理、真正的利益协同、真正的系统架构。基金会已无力满足这些需求 —— 它们扭曲激励、阻碍规模化、固化中心化权力。

持久系统的维系不依赖于对善意行为者的信任，而在于确保每个参与者的利益都与整体成功深度绑定。这正是企业结构能延续数百年的原因。加密货币行业需要类似的架构：公益目标与商业利益保持一致，内嵌问责机制，控制权可被主动限制。

加密货币的下一篇章不会建立在变通方案之上，而将依托于可扩展的系统 —— 具备真实激励、真实问责、真实去中心化的系统。